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夏四月，下诏定国是，宣示中外。自咸丰、同治以来，中国叠经外患，三次劫盟，当事者始渐知西人之长技，思所以效法而自强，创行新政，不一而足。如设制造局以制新械，方言馆以养真材，招商局以争航利，流学生出洋以游学外国，用客卿美人蒲安臣为大使，以联邦交。其他如练兵、通商、造路、开矿诸大端，皆次等举行。然变法不知其本，故行这已数十年，于国势之孱弱，仍莫克振救。[1]及甲午败于日本，各国租港湾之事，相逼而来，瓜分支那说，腾沸于全球。于是国人大哗，志士愤起，痛论变法之不可缓。帝亦知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时翁同和车辅政，造成具说尤力，御史杨深秀、侍读徐致靖又相继上书，请定国是，帝乃赴颐和园白太后，召军机全堂。于是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之诏，以宣示中外。诏曰：“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宗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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