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被捕入狱—几乎丧失了生命。这件事我虽事前获得消息,但疏于戒备。这种对于自身安全大意,而闯了大祸,似也是我充好汉爱冒险所应得的处罚。
我回到北京的当天(五月二十日)下午,首先晤见李大钊先生,告以扩大会议的经过。他一面紧张的处理他的事务,一面打断我的话,郑重其事的告诉我,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勤先生今天上午通知,北京军警当局已拟定了一张即将逮捕一百多人的黑名单,其中第一名是李石曾,第二名是他自己,第三名就是我。他表示他正在作必要的准备,要我赶紧回到自己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将文件收拾一下,从速躲藏起来。
他向我说明北京当局将大捕革命党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国共两党活动的扩张,反对曹锟贿选,以及打击整个北京政府的言论和行动,早为当局所嫉视。北京的民众运动、铁路工人过去的罢工和现在的活跃,都被认为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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