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三月底我回到上海以后,中共中央是在渡着“二七”罢工失败后一段悲惨的日子。
中共中央机构更严密的蛰居在上海地下;陈独秀先生匿居的地址连我都不知道。我与他第一次的会晤,是经由他的秘书安排时间和地点的。他告诉我:马林于两星期前赶回莫斯科去了。他还说马林认为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二七”失败,一时不易恢复。他向我表示,我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关于职工运动的指示,与中共原有的决定都相符合,现在正须据此来解决“二七”罢工的善后问题,至于国共合作问题,等马林回来后,那时正应举行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再行讨论不迟。
这时李大钊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险,由北京来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乡孙洪伊家里,我曾到孙家去拜访他,告诉他莫斯科之行的经过。我们谈完后,李先生邀我去和那位我本来认识的孙洪伊一谈。这原不过是一趟应酬的访问,不料结果竟由此断绝了我们与直系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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