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五月间,我为了参加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逗留了一个月,有机会了解广州的政治情况,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府的改组势在必行,但也因此种下以后多种纠纷的根源。
我在该年四月底到达广州,首先会见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他是陈独秀的长子,留法时期加入中共,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回国,即任此职;为人老成练达,长于思考。我和他第一次会面,就觉得他比在北京工作的赵世炎历世较深。
他向我叙述广州的情况,指出广东方面自解决商团事变和东征胜利后,局势经已好转。但广州政府的政令尚不能通达全省,因各军防区制在作祟;其中尤以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控制着广州市区,包收烟赌税,无所不为。他对广东工农运动也不乐观;右派的机器总工会仍与左派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彼此对立;各县地主势力远较农民协会的力量为强大,地主们到处都筑有碉堡,拥有武装,农民协会被压迫的事层出不穷。
......
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更多内容,请 注册或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