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一月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洋溢着使人乐观的左倾气氛,但事实上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解决。这固然是汪情卫领导作风的特色,也是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汪精卫等三方面意见不一致,而又不能获得适当的调协,有以致之。
我于二九二五年十二月中旬由上海乘轮绕过香港,直达广州(因省港罢工海轮不停香港)。我为了获得鲍罗庭的谅解,首先找他恳谈。他已知道了一些上海的消息,颇为不满。我将中共中央关于广州政策的决定和与国民党中派人物孙科等会谈的经过通知他;并且表示中共中央和我自己都认为应当首先和他交换意见,如果他赞成这些决定,据以对广州的现行政策有所修正,也应由他采取主动;我自己则不拟直接向外有所表示;以免予人以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之感。
鲍罗庭对中共中央的政策表示甚大的反感。他说到广东在过去半年中,经历了一场艰苦的奋斗;如非他和广州的同志们紧急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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