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关系的争论,迅即蔓延到中共各地组织。也许国共两党混合为一这种办法的漏洞太多了,无论在中共党内或党外,它一直是争论不清的焦点。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员和我自己于第三次大会后,迅即返回上海;不久,马林也由广州赶来了。于是在我们党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纠纷,又在上海展开。
当时我们党内很重视友谊和团结。领导人之间虽有过严重的争论,但既不愿使艰难缔造的党趋于分裂,也不愿伤损彼此友谊,因此,都有意寻求协调。我自己就为这种心情所支配着,始则保持沉默,不继续参加争论;继则从事调解;终则出席了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表示我并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的意向。
马林却不相同,他不顾一切的企图贯彻他的主张。他回到上海后,力图压制反对意见,对我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他反对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并声言如我继续反对第三次大会既定的政策,即以纪律制裁,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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