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后,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多半为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宁曾说过“人不如鸡”,当鸡被置在一个粉笔所画的圈子内,它会自己跑出来;但人却往往会站在自己用粉笔所画的圈子里,跳不出来;以这个
譬喻来形容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实在贴切不过。
当中共中央讨论我“广州之行”的报告时,都觉得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与上海广州间的争论有直接关系。大多数中共中央人员,以陈独秀为首(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根据鲍罗庭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合并为一的所谓进攻政策,发展下去,不外两个结果:一是中共霸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硬干下去,身居领导之衔,却无军事实力做后盾,国民党党员包括左派在内都会群起反对;终将因树敌太多,形单势孤,不在国共纷争中垮台,也会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优厚势力所摧毁。二是中共软化下来再也不谈独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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