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踏进这个苏区的边缘,就参加了游击战。初次参加游击战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近午,团部的大厅里有二三十个人在聊天;长官与士兵杂坐着,毫无拘束的谈笑。他们彼此互成同志,对于长官则在“同志”之前加上一个官衔。他们的总称是“红军战士”。官长和士兵的服装是一样的,使人分不清那一个是长官,那一个是士兵。独立团官兵的服装不及特务队的整齐。官长和士兵起居饮食都在一道,待遇也是平等的。他们这种同甘共苦的生活,滋生了他们活泼与乐观的团结精神。先我起床的陈昌浩,已在大厅里和他们高谈阔论了。他们想知道鄂豫皖苏区以外的情形,特别对于我们这两个新来的人,大感兴趣。我听见有人问陈昌浩说:“国涛同志不是机会主义吗?”陈说:“这是早就过去了的事。”并告以现在我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兼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要他们称我为“主席”,一切听从我的指挥。他自己也自我介绍,说他初从苏俄返国,任少共中央委员;此来是担任少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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