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个良好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闻匕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我因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大约在五月中旬)。下车后我就去看李达。他告诉我许多有关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没有已往那末紧张,有些事都陷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李汉俊和其他的同志们多忙于教书和写作,不能像陈独秀先生在这里时那样全神贯注的工作。他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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