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调整问题是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地位的问题。由于群众坚持根深蒂固的中国方式,接受外界的“现代”方式就更加困难了。外与内之争的问题当时就吸引了较多的人的注意,并且作为一个界说和分析的棘手问题,仍摆在历史学家的面前。
任何人把1912—1949年的中华民国与在它之前的晚清时期及在它之后的人民共和国作比较,都将被外国人这些年里影响中国人生活甚至参与中国人生活的程度所打动。1901年的义和团之后的和平协定(辛丑条约),标志着对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特权的盲目抵制的结束;学生成群结队地前往东京,北京宣布外国式的改革,这两者都削弱了旧秩序。辛亥革命以后,外部世界对早期民国的影响太明显了,以致难以把它归类:革命者避免旷日持久的内战,以防招来外国的干涉;他们试图在1912年按照外国的模式开创一个立宪的议会制共和国;袁世凯总统的外国贷款引起了争论;国外回来的学者领导了1917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凡尔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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