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愿以偿，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这个经历，我要是如实地叙述出来，就可能给那些帮助我前去的国民党方面的人造成严重困难。现在我只消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把最后一架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
       跟着我的，只有一个骡夫，他是我在延安雇来的。他答应把我简单的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还是白匪，不过他的样子的确像个土匪。几年以来，这一带反复被那两种颜色的军队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过赤匪就是做过白匪——也许两者都做过。我决定最好是不要问莽撞的问题，只是乖乖地跟着他走，希望一切顺利。
       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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