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就同一队大约四十名青年一起出发，他们是属于通讯部队的，正要护送一批物资到保安去。
       我发现只有我自己、外交部的一个人员傅锦魁和一个红军指挥员李长林有坐骑。也许这话说得并不完全确切：傅锦魁（译音）在一头壮实的、但是负担已经过重的骡子背上挤了一个栖身的地方；李长林骑的一头驴子，负担同样过重；我像腾云驾雾似的跨在仅有的一匹马上，它是不是真的在我跨下，有时我也没有多大把握。
       我的这头牲口的弓背像一弯新月，迈步像骆驼一样缓慢，瘦腿软弱发抖，随时可能倒下不起，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顺着河床爬到河边悬崖上的羊肠小道时，它使我特别担心。要是我在它的瘦骨嶙峋的背上稍微挪动一下重心，我们俩就会一起掉向下面岩石嶙峋的峡谷中去。
       李长林高高地跨在他的一堆行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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