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他的叙述越接近结束,我越发需要询问他自己的事情。当时他在做什么?当时他担任什么职务?遇到这种或那种情况,他抱什么态度?我的提问,总的说来,使得他在这最后一章自述中有几处提到自己:
“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各地的农民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土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会议以后,曾经作 了很大努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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