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保安以后,我又在外交部安顿下来,从九月底一直住到十月半。我收集了足够的传记材料可以编写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每天早上都有一个新的指挥员或苏维埃官员来供我访问。但是我对如何离开问题越来越感到不安:南京军队大批开入甘肃和陕西,凡是东北军与红军对垒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东北军。因为蒋介石已作了一切准备要从南方和西方发动一次新的围剿。除非我马上出去,否则就可能走不了:封锁线上的最后一道隙缝可能给堵上了。我焦灼地等待着他们给我做好动身的安排。
在这段时间里,保安的生活仍过得很平静,你不会感到这些人是觉察到他们就要被“剿灭”的。在我住处不远的地方驻有一个新兵教导团。他们一天到晚在操练开步走,打球唱歌。有些晚上还演戏,每天晚上整个城里都歌声嘹亮,住在营房或窑洞里的各个部队的战士都朝着山脚下大声高唱。在红军大学,学员们一天学习十个小时,异常努力。城里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群众教育运动,甚至外交部里的小鬼也每天要上文化课、政治课、地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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