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保安以西的甘肃边境和前线去的时候,一路上借宿农民的茅屋,睡在他们的土炕上(在弄不到门板那样的奢侈品的时候),吃他们的饭,同他们谈话。他们都是穷人,心地善良,殷勤好客。他们有些人听说我是个“外国客人”便拒绝收我的钱。我记得一个农村小脚老太太,自己有五、六个孩子吃饭,却坚持要把她养的五、六只鸡杀一只招待我。
“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我听到她同我的一个同伴说。我知道她这么说并不是有意无礼。她除了“洋鬼子”以外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称呼来叫我。
我当时是同傅锦魁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部派来陪我上前线。象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一样,傅因有机会到前线的部队里去而很高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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