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淸代学术者，率盛夸其经学考证。固也。然此在干、嘉以下则然耳。若夫淸初诸儒，虽已启考证之渐，其学术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经学考证限也。盖当其时，正値国家颠覆，中原陆沈，斯民涂炭，沦于夷狄，创巨痛深，莫可控诉。一时魁儒畸士，遗民逸老，抱故国之感，坚长遁之志，心思气力，无所放泄，乃一注于学问，以寄其守先待后之想。其精神意气，自与夫干、嘉诸儒，优游于太平禄食之境者不同也。又况夫宋、明以来，相传六百年理学之空气，既已日𬪩日厚，使人呼吸沈浸于其中，而莫能解脱。而既病痛百出，罅漏日甚，正心诚意之辨，无救于国亡种沦之惨。则学者怵目惊心，又将何途之出，以为我安身立命之地，而期康济斯民之实？此又当时诸儒一切己之问题也。于是而推极吾心以言博学者，有黄梨洲。
       黄宗羲明儒学案序：“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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