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个稿子立愿甚早，而着手很迟、很踌躇。欲等候一太平之时，亲故相逢，文献可征。不料抗战十年，播迁又十年，同辈老去或星散，世事剧变，往迹模糊，不得不凭手边仅有之材料，为一人片面之言。这点材料，当年幸得朋友在烽火中为我保存，流离时为我带出，我自己尽不顾世俗以为可宝之任何物件，万臣行装，谨守此破页残笺。每播迁一次，我忍痛淘汰，事皆在仓卒无可考虑时。淘汰最多的两次：一在抗战撤退前夕，一在托人带至香港时。民国甘六年（一九三七）的十一月我在莫干山，闻东南将撤退之讯，如天崩地诉，夜间点着柴炉，首烧单据，次烧信札，边烧边念：“有国家必有历史，个人事小。”卅八年（一九四九）带香港时，我先理三只中型之箱，临时知此不大不小的行李，装货舱经不起压重，放房舱占地太多，我岂可以此不急之物，分人逃生之地，遂匆匆并成一大箱。这次弃掉许多可纪念之文件，我不拟再等后来机会，决心舍去，舍去后，我一个人两手捧面伏案而泣。后来事谁可料？即带出之件，前途亦未可知，我惭愧无以对十年为我保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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