膺白从肇庆回沪，我们决定搬家北京。我们选择北京居家的目的并不想与政府生关系，当时心思甚简单，流浪生活已久，渴望要一个自由安居的家。我与膺白都不大喜欢上海。环顾生活程度不甚高，动静咸宜，城内郊外有山有水，而是完全中国风味的现代都市，我们所知道的，除杭州外要算北京。北京以政治故，文物均集四方之英，非仅一州之所有，若不自寻烦恼，实为理想住家之地。这些，或者有因后来经验而倒补出来的理由，然当时印象大概如此。我们惟一较积极的目的，为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到北京时所得观感，无论南北之见、新旧之见、官僚与改革之见，都是精神融洽之梗，非一朝一夕可以消除，要借日常生活与友谊接触，而渐渐了解。我们二人，地方观念、派系观念都不重，有志于此，愿在北方社会做北方百姓。这点想法，虽然过于天真，后来我们在天津几年，差不多都做到的。
       北京的新政府是继承旧法统。袁世凯做了四年总统而要做皇帝，在龙袍宝座已经备好，封爵已出，御制的各地劝进书纷至之时，忽然民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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