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在日本进过学校，二次革命后亡命在日本小住，及以后过路二三次，为时均不久。勉强看日本文，并不深入，不敢说对日本有何认识。但在我的《回忆》里要写“济案”和《塘沽停战协定》等事，这完全是对日关系。这两个问题影响我的国，影响我的家，我不能不写。不容我不想一想：日本究竟是如何一个情形，而如此欺我中国？膺白在世时，直接当济南惨案及塘沽停战之冲：为这两个问题，前后受大谤，为国家故，他愿过则独受。在当时折冲之苦，与事后隐忍不言，真是“打落门牙带血吞”“万箭穿心”“腹背受敌”各种成语的滋味都尝到。为国家，我不敢怨；然“国家”今如此，我岂能忘！
       中国革命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甚大，亦得到日本志士的同情赞助。但一般人不甚研究日本，国交愈恶时，愈不屑研究。下两章《宁案》《济案》，我以性质不同之事相联而论，为宁案时的日本态度，比英美两国均温和而忍耐，可知日本政策亦有伸缩不同，而我们更有了解其国情之必要。我所知道的日本真是微乎其微，我只有一个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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