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政策有两个主要的前提条件:中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和国际环境继续对中国有利,即外界不发生任何可能引起人们对外交政策过份注意或者需要花费过多财力物力的事件,没有外部力量对中国内政构成严重威胁。总的想法是割裂国内和国外事态之间一直存在的那种密切联系,把中国与外界隔开,以北京确定的时间和条件来处理与其他国家和人民间的关系和有关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都是自以为是的主观推想,既反应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精神的不切实际,也反映了毛的傲慢与自大:坚信只有他自己发现了真理,其他人(包括外国人)只要得到正确和充分的教育,就会自觉同意真理的正确性。由于这些臆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出的,所以未遇到任何麻烦。但当中国违背它自己的信条以后,国际环境即以可怕的军事威胁的方式对中国展开了报复,迫使它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和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即使在中国割裂国内外事态的联系的高潮时期,二者间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各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转折都反映出它与北京的外交立场、政策和行动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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