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六日,星期五,我于下午工毕返寓时,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封自苏黎世的来信。一看便是李宗仁先生的笔迹。信是给我的,里面却写着”德刚、昌度两兄“。他说近年来身体日颓,加以妻子病重,午夜们思,总觉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所以就离开”我的第二故乡美国“了。
信中又说年来致力国民外交,希望中美早日和好——李氏在返国前数年,曾与战前中国驻波兰公使张歆海数度联名致书《纽约时报》,倡导台海罢兵,中美和好——谁知却隔阂日深。自觉无能为力之下,所以就决定”重返新中国“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娣娟“,我们的友谊将不因人处两地,而稍有区别云云。
此时胡昌度不在纽约,我接信后未经他过目,便直接交到哥大去了。因为李公一去,我们将如何处理这宗百万言的回忆录呢?
正当哥大上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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