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李宗仁先生一起工作的最初二年——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六O年秋季——对我发号施令的虽然不是我的中国”老同事“(李公对我的自谦之词);而我的背后却有一个时时不耻下问的洋上司——那个出钱出力的哥伦比亚大学。
不用说大学里的”口述历史学部“自有其清规戒律,主管首长要我们一致遵循。我们的正式上司之外,还有些在其他名牌大学执教,而在本大学担任顾问的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智囊人物。他们和她们都坚持,我们口述历史访问人员向被访问者所吸收的应是”原始资料“。一般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应通统删除。他们所说的”原始资料“,用句中文来说,便是什么”内幕“或”秘史“一类的故事。
这种写法,笔者个人是不十分赞成的。我也不知道这部《李宗仁回忆录》里,有哪些种故事在美国汉学家看来,才算是秘史或内幕。老实说,我那时替胡适之先生所编写”胡适口述自传“里,便投有一丝一毫”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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