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古今中外任何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圈内的人物——的自述,都有其片面性。它的论断是极度主观的。但是一位创造时势的英雄,对他如何创造他那个时势的自述,其史料价值究非其他任何间接史料所可比。至于如何在这些第一手史料中去甄别,取舍,那末见仁见智就要看治史者和读史者——不论他是个人、是团体或是阶级——个别判断能力之高低和成见框框之大小来决定了。
笔者不敏,由于“治史”原是我的终身职业;“读史”也是我生平最大的兴趣;加以上述理想的驱策,因而在美国大纽约地区接受哥伦比亚大学之聘,自一九五八年暮春至一九六五年初夏,断断续续地用了将近七年的时光,在李宗仁先生亲自和衷合作之下,写出了这部《李宗仁回忆录》的中、英二稿。属笔之初,李公与我本拟在《回忆录》之外,另加一书名叫《我与中国》,使它和当时风行美国的《艾森豪回忆录》另有个书名叫《远征欧洲的十字军》一样。至于作者的署名则更经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提议,李氏的同意,用:“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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