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月初,我三路革命军会师陇海线时,山西阎锡山已正式附义。革命势力至此已奄有全国的大部,本可一举而下北京与天津,以实现我原先“打下北京再说”的主张。谁知正因军事进展的迅速,武汉方面反蒋声浪也随之高涨。卒使九篑仞之山,功亏一篑。
因宁汉分立后,武汉方面竟一变容共为联共,举行所谓“国共联席会议”,凡重要政令悉由两党合议施行。苏联顾问鲍罗廷操纵一切,俨然太上皇帝。所谓群众运动更搞得天翻地覆。这种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到五月二十一日,长沙驻军旅长许克祥部遂实行反共,并逮捕共产党员,是为“马日事变”。事变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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