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导读
       贞观群臣认为畋猎不但耗费民财，而且君主与猛兽格斗，踏足危险之地，是危害自身安全、置宗庙社稷于不顾的举动。大臣们认为太宗应该“割私情之娱，罢格兽之乐，上为宗庙社稷，下慰群僚兆庶”。唐太宗最终采纳了这些谏言，克制了自己对畋猎的嗜好。
       贞观十四年，太宗幸同州沙苑1，亲格猛兽，复晨出夜还。特进魏征奏言：『臣闻《书》美文王不敢盘于游田2，《传》述《虞箴》称夷羿以为戒3。昔汉文临峻阪欲驰下4，袁盎揽辔曰5：「圣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骋六飞6，驰不测之山，如有马惊车覆，陛下纵欲自轻，奈高庙何？」孝武好格猛兽，相如进谏：「力称乌获7，捷言庆忌8，人诚有之，兽亦宜然。猝遇逸材之兽9，骇不存之地，虽乌获、逄蒙之伎不得用10，而枯木朽株尽为难矣11。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帝郊泰畤12，因留射猎，薛广德称：「窃见关东困极，百姓罹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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