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导读
       太宗在阅读史书时发现前朝史书多看重靡丽文章，不务政事。因而鼓励臣子上书论政，要“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同时他认为“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此外，太宗还特别关注记载自己言行的起居注，他认为“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因而他对玄武门事变的记载，要求史官秉笔直书，使“雅合至公之道”，从而反映出作者自己提倡秉笔直书、反对曲笔的观点。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1。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2，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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