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思想成了定型，便不能随着时代进步；文学是思想的表现，所以文学经过一度的成熟，也就不易改变。安禄山之乱好像一声晴天霹雳，把开元、天宝的歌舞升平局面，一下打得粉碎。文学家是时代的喉舌，照理，他们这时候应当严肃地沉痛地喊出时代的痛苦，把以前的浪漫思想一概收束起来才对。但奇怪的是我们读那时几个诗人的作品，很不容易发现这次大乱的痕迹，王维有一首“凝碧池头”，却还不曾收入集中；岑参有扈从凤翔的《行军诗》二首，说的话也不大痛切。李白天宝乱后作品比较多，如《猛虎行》《赠从孙义兴宰铭》《狱中上崔相涣》《赠张相镐》以及《流夜郎》诸作，少说也有三四十篇，可是他除了说几句“共工赫怒，天维中摧，鲲鲸喷荡，扬涛起雷”的抽象话，或“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不关痛痒的描写以外，反而充分发挥他的策士习气，像《猛虎行》：“萧、曹曾作沛中吏，攀龙附凤当有时。”《永王东巡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居然想乘乱以图功名起来。此外各诗也处处以孟尝、信陵期人，以贾生、谢安自负，“养士”“报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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