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以善辞令为学问之一端，若臧文仲、子产之类，代有其人。夫子论士品，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居于孝弟信果之上。又曰：“诵诗三百，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当时专对之重。列国以后，此学遂废，间有如富弼、曹利用诸人，止一人一事，艳为美谈。盖不为专才久矣。今海外诸夷，一春秋时之列国也，不特形势同，即风气亦相近焉。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两军交战，不废通使，一旦渝平，居然与国。亦复大侵小、强陵弱，而必有其藉口之端，不闻有不论理、不论信，如战国时事者。然则居今日而言经济，应对之才，又曷可少哉？如吉尔杭阿公甲寅上海之事，［注，官军攻刘丽川于上海，军洋泾西营，卒戏洋泾，杀夷女二，卒亦伤二人。其明日夷从贼攻我，八营溃。馀布政使吉尔杭阿公十有一营未动，抵暮，一赫蹄来，略言弁兵某等百许人犯吾界杀人，尽今夕缚以来，不者诘朝且踹若十有一营。百许人者皆我良将劲兵也，公以示刘君存厚曰：今日事可见是不可战，吾欲法汾阳单骑见虏事，以理争之。彼平日相见动辄称理，宜得当万一。不然，君能帅偏师毁夷场，吾死不恨。刘君曰：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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