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自吾之生，而干嘉学者已零落略尽，然十三岁肄业于广州之学海堂，堂则前总督阮元所创，以朴学教于吾乡者也。其规模矩矱，一循百年之旧。十六七岁游京师，亦获交当时耆宿数人，守先辈遗风不替者。中间涉览诸大师著述，参以所闻见，盖当时“学者社会”之状况，可仿佛一二焉。
       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
       盖清学祖顾炎武，而炎武精神传于后者在其《日知录》。其自述曰：“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亭林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又曰：“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觅，仅得十余条，……”（同《与人书》十）其成之难而视之重也如此。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着书，不过储着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着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又当时第一流学者所著书 ......

   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更多内容，请 注册或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