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丕之
       贺麟教授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即将出版，他希望我能为这书写篇序言，这使我很高兴。高兴的是这部包括现代西方哲学许多流派代表人物的讲稿终于汇集出版，为我们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以及了解我国以往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至于写序言，由于自己的知识有限，对现代西方哲学缺乏研究，恐怕难以胜任。但既受作者的委托，作为一次学习机会，我倒愿意从命。借此机会，回忆一些往事，并说说自己的读后感，以便就正于作者和读者。
       现在先从回忆我与作者的交往谈起。我于五十年代中期与贺麟教授相识，当时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的组长。从1958年开始，我担任这个组的副组长。在相处七年中，得益于他之处甚多，我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记得1956年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便爽直而又谦虚地说，我们两人可以互学互助，很好地合作。但在“左”的指导思想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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