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制度本来是人民自有的活动，人民自治的胚胎，到了王阳明吕新吾手里，渐渐变成吏治的工具，到了顺治康熙各帝手里，便成为御用的工具了。乡约制度由名臣出来提倡，贤主出来告谕，自然是受宠若惊，不胜荣幸之至。然而乡约制度的实质渐就剥夺，乡约制度的精神渐就消沉，结果提倡愈力，敷衍愈甚，完全成为纸上的空谈。王阳明吕新吾他们虽然是封疆大吏，然而和人民中间只隔守令一层，隔阂尚少，施行亦易。皇帝和人民的中间，正不知有多少层的门户，人民固然无由上达圣听，皇帝也无从下察民隐，一纸告谕，又有什么效力。这和中国普通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的论调，似乎有一点不对，因为上面虽然极力提倡，下面总不实力奉行。不过这并不是说有清一代的封疆大吏，地方守令，没有一个提倡乡约的，《清史》列传的循吏传里面，提倡乡约的官吏，数目颇为不少，列传未载的事实，或是循吏以外的官绅，也许有提倡乡约的。譬如以理学而兼名将的罗罗山（名泽南）先生，便提倡过乡约，罗山的弟子王璞山，也是一位秀才将军——儒将，也曾提倡过乡约，可惜勋名盖世的曾左胡诸人，只知提倡团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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