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永历帝和李定国为了使孙可望回心转意做了不少工作,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对于孙可望来说,“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首先,在西南的南明军队中他的兵力最强,不仅贵州全省处于他的控制之下,在云南留守的将领中也有不少效忠于他。其次,他以国主的名义总揽了永历朝廷的政务,已习惯于君临一切。何况,他思想深处还存在着一种自己本应位登九五的思想,因为他是张献忠这位大西皇帝的当然继承人,在1647年进入云南后以四将军之首得到献忠御营提督王尚礼和艾能奇部将冯双礼的支持登上了“盟主”的地位;联明抗清后利用永历帝的招牌收编南明残兵溃将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在当了几年实际的执政者之后,这时却要交出权力,听命于李定国、刘文秀拥戴的永历皇帝,而且他自知由于过去的所作所为,永历帝、李定国乃至于刘文秀对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隔阂。在反复权衡得失之后,孙可望终于在一小撮亲信的策划下,决心诉诸武力,消灭昆明的异己势力。谄附可望的文臣方于宣为他出谋画策说:“今皇上在滇,定国辅之,人心渐属于彼。臣意请国主早正大号,封拜文武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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