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以严刑罚为治之本，而谓仁义为不足用。尝论之曰：“世之学术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待？”（《奸劫弑臣》）盖韩非以为行仁惠则赏罚不当，而无以厉人民于耕战，故其患直中于国家，可以有乱亡之祸也。又举事以例之曰：“成欢谓齐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耶？’对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后可与谋，不忍人而后可近也；不仁则不可与谋，忍人则不可近也。’王曰：‘然则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对曰：‘王太仁于薛公，而太不忍于诸田。太仁薛公，则大臣无重；太不忍诸田，则父兄犯法。大臣无重，则兵弱于外；父兄犯法，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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