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这辈子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我觉得在这部回忆录里必须用一章的篇幅来描写的非家族成员,是伊朗的巴列维国王。虽然我很敬仰巴列维,但我和他只能算是相识。我们之间的关系亲切而正式,他称呼我为“洛克菲勒先生”,我叫他“国王陛下”。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主要话题是商务。我觉得自己跟巴列维国王的关系将提高大通与伊朗政府打交道时的地位。国王把大通看成是一个金融渠道,对于加快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国家的社会福利有帮助。事实上,我跟巴列维之间的关系与我跟大通有业务往来的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都很相似。
我与巴列维的关联性只是在1979年11月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之后才成为公众密切关注的对象。随着“人质”危机的进展,寻找替罪羊的努力开始了。媒体的报道指控我“强迫”吉米·卡特总统允许巴列维国王于1979年10月进入美国治病,从而美国公众对我与巴列维国王的关系以及他的政权产生了不准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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