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全球金融领袖，大通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大通要进行国际扩张，我们就不得不学习如何与在价值取向和政策方面与我们相异的政权打交道。
       我认为，银行应当与它们合作。我在大通的整个事业生涯中，从来都毫不犹豫地同军事上、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领导人见面。
       我跟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和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将军都进行过长时间交谈；我与南非的所有现代领导人都开展过广泛的讨论：维活德、沃尔斯特、博萨，以及后来比较开明的德克勒克。我多次与周恩来以及中国的其他领导人进行长时间的会谈。我几乎跟苏联的每一个领导人展开过辩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后来，我还在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1996年访问纽约的时候与他会过面。
       左翼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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