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22日，我和约瑟夫·里德如约来到开罗，与萨达特总统见面。他不在开罗，我们被告知他在地中海的疗养地，一架埃及的空军飞机将把我们送到亚历山大。我在离开纽约之前就曾经要求与之会面，以便转达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口信——亨利希望非正式地告诉萨达特，他渴望摸索缓解美埃之间紧张关系的途径。
       我们从亚历山大乘车向西，沿着旧海岸公路前往萨达特的宅邸。他宣称是为了躲避开罗的炎热而来享受地中海海岸的凉风的。我们在一个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一间小会见室。那位官员告诉我们，萨达特正在会见苏联大使。约一小时后，苏联大使从萨达特的办公室出来，冲我们点点头，便匆忙离开了。
       两年前，在我们过去唯一的一次会面中，萨达特对我非常冷淡。他无法抑制自己对以色列的仇恨、对美国的鄙夷和对亨利·基辛格的蔑视。我准备好了迎接他更多类似的宣泄。但是，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似乎很平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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