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除范仲淹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寻权知开封府。仲淹先以谏废后事贬睦州，至是复召。时御史台辟石介为主簿，未至，即论事坐罢。馆阁校勘欧阳修贻书责中丞杜衍曰：“主簿于台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台门之阈，已用言事见罢，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直可为御史，今斥介而他举亦必择贤。夫贤者固好辩，及有言则又斥而他举乎，如此则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后止也。”衍不能用。
       三年五月，范仲淹以吕夷简执政，进用多出其门，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他日论建都之事，仲淹进曰：“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帝以问夷简，夷简对曰：“仲淹迂阔，务名无实。”仲淹闻之，乃为四论以献，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讥切时弊。且曰：“汉成帝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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