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前，《诗》、《书》皆史也。而采风掌於太史，以觇政教之隆、民俗之醇漓，故诗与史尤切。中经秦火，所谓记言、记动者，简册俱佚，而国政兴衰之大者，犹赖《三百篇》以传。周之兴也，基於文王之伐密伐崇；其衰也，肇於幽王之宠褒姒。事莫大於此矣，而《尚书》不载，独载之於《诗》。宣王之伐犭严狁，为中兴鸿略，时则六月，将则吉甫，见於《诗》者，何其详且也，乃《尚书》与迁《史?周本纪》俱失载。故欲究三代之史者，不可不诵其诗，《诗》即史也。自春秋之世，而诗教衰。汉晋以降，华篇竞出，类不外应制、纪游、赠别、遣兴之作。虽若杜少陵、元遗山辈伤时感事，形诸咏歌，当世号为“诗史”，然作者特一二人，所征遗闻轶事，亦不过一二朝已耳。昭代右文之治，度越前古，即诗学亦然。诸家集，恒有纪事之作。盖值文纲荼密，士大夫於时政得失，不敢有所掇述，则往往於诗发之。其美刺讽颂者，犹不失《葩经》遗指。萃而存之，亦三百年兴替之史也。顾非具司马氏之三长，而又见闻赅博，断制谨严者，不足语此。蛰云学使幼即侍宦京邸，甫冠，入翰林，获窥秘籍，又遍交同时材彦，以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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