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讲起新史学来，总有一个不能忘掉，而亦不该忘掉的人，那便是梁任公先生。梁先生的史学，用严格的科学眼光看起来，或者未能丝丝入扣。从考据上讲起来，既不能如现代专家的精微，又不能如从前专讲考据的人的谨严，他所发表的作品，在一时虽受人欢迎，到将来算起总账来，其说法能否被人接受还是有问题。但他那种大刀阔斧，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总是不容抹煞。现在行辈较前的史学家，在其入手之初，大多数是受他的影响的，尤其是他对于政治制度，社会情形，知道的很多；他每提出一问题，总能注意其前因后果，及其和环境的关系，和专考据一件事情，而不知其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大不相同，所以其影响学术界者极大。还记得前清光绪末年，他办《新民丛报》时，本来是主张革命的，在《新民丛报》第十八期以前，宗旨颇为激烈。到第十九期，刊载出一封康有为的信来，亟言革命之事，易发难收，不可不慎。从此以后，他的宗旨，也就渐渐地变了，而成为君主立宪派，和办《民报》的胡汉民等人，辩论得很为激烈，这是当时政见不同的问题，在今日，自不必再去论其谁是谁非。但我还记得他的一句话 ......

   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更多内容，请 注册或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