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界说，昔人言之详矣。自魏晋六朝以迄今兹，众说纷呶，莫衷一是。治文学史者既苦于界说之不立，往往徬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离，不可究诘。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实繁，派别枝分，千头万绪。其间源流变迁，盛衰倚伏之故，多无有系统之说明。此所以治丝而棼，说愈歧而愈远也。今综约诸家之说，不外广狭二义。
       余杭章君曰：“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者，通谓之文。局就有句读者谓之文辞，诸不成句读者，表谱之类，旁行邪上，条件相分；会计则有簿录，算术则有演草，地图则有名字，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辞，非不得言文也。诸成句读者，有韵无韵分焉。”（《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此广义之文学论也。阮元《书〈文选序〉后》云：“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又曰：“凡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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