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者，民族文化之所系，国魂之所寄；故灭人之国者，必先毁其文化而亡其国魂，国魂之不存，则其亡也奄然。大哉史乎！安可不重视之乎？余杭章君之赞《春秋》也，曰：“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以讫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纲维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诗》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为流涕长潸者也。”（《国故论衡·原经》。）今也蹙国数千里，岛夷之鞭挞甚于胡羯，将求削而不可得焉。是在吾族之善自保其国性，以待将来而已。
       《汉志》无史家之目，而以《国语》、《世本》、《战国策》等书系之“《春秋》家”。其叙论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与此不同。）事为《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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