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学者注经开始，其后魏晋南北朝各代，注解古书的范围都有所扩展。唐人除了为先秦经书做注疏工作之外，也为汉以下的其他古书做了注解。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在唐代就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萧统的《文选》，在唐代就有李善注和五臣注。这些注解，有的是以人名地名的考证和史实的考核为主，有的是以词语的出处和典故的来源的考证为主。例如司马贞、张守节对《史记》所做的注解，都较多地集中在人名地名的考证和史实的考核之上。这类古书的注解，有的在考核史实之中增补了许多后代难得的史料；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就有这个特点。
       古代作家一般都喜欢引经据典，尤其是中古时期，引经据典几乎成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因此，注解这些文学作品时，注明出典就成了注解家的首要任务。李善《文选》注就几乎集中全力在注明出典方面，因此当时人们批评他的注解是"释事而忘义"（这个批评不一定完全正确，李善注解中的释义工作虽然做得比较少，但是他并不是完全不 ......

   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更多内容，请 注册或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