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春天,我和吴晗同志等史学工作者在北京组织一个史学研究会,玺纲同志参加我们这个会,从此过往甚密。
一九三六年一月,他的家属回了广西,我当时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工作,他搬到社会研究所宿舍来和我同住。吴晗同志也常来倾谈。玺纲计划中写的太平天国史预定在二十年后写成。我们主张他先写一本史纲,作为史学研究会主编的史学丛书第一部问世。我并建议他写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主要应该从社会经济入手分析。他很廉逊说他不懂社会经济学,要向我学习。于是他白天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工作,晚上回来,把一些社会经济学的书读了,就伏案撰著,使人吃惊,不到三个月的晚上,竟把那部太平天国史纲写成了!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竟敢于肯定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为农民革命,敢于在结论中宣称太平天国革命的业绩永远磨灭不了,太平天国所追求的公有制,人们始终在追求着。须知在解放前,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史学家外,中国学术界对于农民革命即使不目为叛逆,至多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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