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还在国内宗教政策方面尽力迎合他的中国臣民。尽管他自己继续出席蒙古萨满教的仪式,他母亲的培养已使他牢记对新征服地的主要宗教提供庇护及支持的政治重要性。13世纪60年代忽必烈需要同支持他统治中国的各派宗教发展关系,从而确保蒙古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即使在他僭取中国皇帝的名份之前,他已经试图吸引汉地宗教的上层人物,但是现在这种努力更为重要和更加迫切。
首先,忽必烈力图与儒家保持良好关系。在开始建设大都的1267年,他下令建造太庙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选定了国家的历法,这是农业社会统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他的王朝名称的选择对于儒士将是一个最重要的信号。采纳富有汉地象征的汉语名称将表示忽必烈希望和中国某些传统融为一体。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从《易经》中选择了“大元”作为国名。元的涵义是“乾元——天地万物的起源”或者“原始力”,但最重要的是,新朝代的名号直接出自汉族传统经典著作之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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