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在涉及异族时的问题之一,就是失之于用恒久不变的理论去硬套不断变化着的现实。古老的“五服论”观念幻想着这样一个世界:中国,更确切些说是中国的王朝,在这个世界上受命于天去统治人类,它是无可争议的权力的惟一合法的拥有者,这个权力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它周围的民族,都是“番人”,他们并没有充分参与中国文化,应该在五服模式内心甘情愿地服从皇帝,做他的臣属;他们的国家应该是处于皇帝的道德权威之下而又在他的实际控制和他的文官直接管辖的范围之外的一种周边地带。这一模式无视多少个世纪以来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坚持作为世界的象征,就像中国的上流人物所想象的那样。建立在截然划分中国人与番人的想象中的世界基础上的这些看法的残渣浮沫,在本卷所论述的这个时期之后的几个世纪内,继续在侵蚀着中国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的基础。
这个理论在遥远的过去或许具有某种合理性,那时中国的周边被那些文化发展水平较低、其政治组织结构松散而又 ......
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更多内容,请 注册或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