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昔圣主贤臣，所以孜孜讲求，莫非平治天下之道，皆以救弊于一时，成法 [1] 于万世，外此岂有可观者哉？但世迁事变，时换势殊，不得不因物立则，视宜创制。是以论说之言日浩，撰著之文月繁；简朴常寡，浮诞渐胜。其纲之不能知，而况举其目乎？此书之作，盖其以此也。先明道之所以立，而后知政之所行；先寻教之所以设，而后得学之所归。自典、诰深奥，讫史、子辩博，诸系乎政术、存乎劝戒者，举而不遗。罢朝而不厌其淆乱，闭室而不烦其寻究，诚亦次经之书也。我朝承和 [2] 、贞观 [3] 之间，致重雍袭熙 [4] 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则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尾公 [5] 有见于斯，使世子命臣僚校正而上之木，又使余信敬序之。惟信敬弱而不敏，如宜固辞者而不敢者，抑亦有故也。《群书治要》五十卷，五十卷内缺三卷。神祖 [6] 迁骏府得此书，惜其不全，命我远祖罗山补之，三卷内一卷今不传。今尾公此举，上之欲君民者执以致日新之美，下之欲臣君者奉以赞金镜之明，为天下国家冀升平之愈久，远心旷度，有不可胜言者也。信敬预事，亦知远祖所望，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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