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因为兼省军委书记的张太雷同志牺牲了，省委决定，由我担任省军委书记、省委常委。从此以后，在香港两年多点的时间里，我们坚持着艰苦而又复杂的地下斗争。
       总结广州起义的省委会议后，李立三同志以及后来的省委某些领导同志仍然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很大，在派遣同志到各地开展工作方面，又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首先是一九二八年一月，派周文雍同志去广州。本来起义失败后广州党的组织损失严重，需要派人去整理恢复和了解情况，这是完全应该的。
       但那时广州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敌人杀红了眼，到处搜查我们的同志。要去，也要派那些不出头露面，不引人注目的同志去，慢慢地逐步恢复。但李立三同志决定要周文雍同志去广州，并规定任务是发动党员和群众，在广州贴标语，撒传单，以表示我们党在广州仍有力量。周文雍同志是广东省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从一九二五年起长期在广州从事学 ......

   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更多内容，请 注册或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