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六月底,为了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迫切需要,共产国际通知我们,于七月底左右回国。
回国以前,第三国际书记季诺维也夫找我们谈话。他着重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我当时的印象是,他就怕我们回国后搞“左”了。
季诺维也夫谈话后不久,同志们就分批回国了。我们走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没有正式成立,正在筹备。东大的同学比我们先走。我们这一批共二十多人,全是学军事的,有王一飞、叶挺、熊雄、颜昌颐、张善铭、杨善集、范易、李林、纪德福等同志。路上由王一飞同志带队,八月上旬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崴。当时的苏联火车,条件很差,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崴,七千多公里的路程走了约两个星期。我清楚地记得,在西伯利亚火车上听到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先生被刺身亡的消息。联想到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我们一面开追悼会,一面深感忧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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