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训诂，前人所擅长，尤其是后汉经师儒生。群经注解，多传自汉魏，字书也不少。但解《易》者多泥于《易传》，虽许慎、郑玄对于个别字义犹有确解，但一涉卦爻辞，便成曲说。《象传》与王弼注尤为荒谬。其原因在于以爻位说为统治者宣教，思想错误，解释便没有不误的。历代相传，如出一辙。注解虽多，全无是处。今人训诂，以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所得较多，因为他着眼于“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为目的解《周易》”，又长于训诂，“不主象数，不涉义理”，打破前人的陈说，虽所释仅九十条，成绩已很可观，半数都是相当精确的。但闻氏缺失，一则他所谓社会史，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学说，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史观；二则他未能通读全《易》，寻究它的组织体系，只是寻章摘句，孤立解释，故不免有误。例如，临卦，他解了四条爻辞，是他对一个卦的各爻通读最多的，其余多解个别的一句，不解全爻辞，更不是全卦，但解“临”为瀶，即霖雨，谓“甘临”为厌瀶，雨太多了；解“至”为恎，“敦”为怒，“知”为疾，说“至临”、“知临”、“敦临”都是暴雨之意，这就全错了。一、没通读全卦，前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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