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之世，孟、荀为儒家钜子，服膺孔子，以重其言；校以孔氏之学，虽不离宗，要因时为制，各有所偏胜，可谓善学已矣。《论》《孟》二书，后世语录之类，语焉弗详，可以见大纲，而不足以尽委曲，盖其体制使之然矣。
       荀卿明王道，述礼乐，因世所需，大畅厥辞，儒家之用，于是乎咸在，举而措诸天下不难。惟孟氏所详，在于礼乐之源；荀卿所尚，在于礼乐之迹，一性于礼，一取于礼。性则有本，取则有用。根于心与利于事，偏其反矣，而又有相辅之效焉。告子昌仁内义外之教，且见訾于孟氏，考荀子之言，抑又加甚，其殆有为而发者耶？荀卿隆礼，资于外形，不务内心，论心不如择术，荀卿之旨也。以为天下之物，苟纳之于礼而合，足矣。礼本人情，荀卿非不知之，盖当功利盛行之世，人务近功，不皇隆高。孟子之论，根本之言；饥渴之害，不知正味。故荀卿截断上源，以礼为律令，而为富强之原，以当世皆务于富强，难卒以仁义动之，此其方便之术矣。是以二子之道虽一，而所以行道之径则殊，不可不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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